诫：“生死状”法律效力有限

诫：“生死状”法律效力有限
事前签约，说明市民有契约意识，及自我保护意识提高。可签下“生死状”，出事后就一定能免责？1月6日记者采访了本报公益律师团、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林。
“所谓‘生死状’等协议，在法律上并不认可，法律效力有限。并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，‘生死状’更多的是约束当事人的行为。”林律师告诉记者，无论是喝酒、搭顺风车，还是驴友出游，作为组织者等“热心”人，热心帮人、办事是值得肯定的。但他们在办一件事时，首先要保障参与者的人身安全，不能损害参与者的身体。
对于搭顺风车，林律师说，车主虽然没有营利，可作为驾驶员，对同乘人有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。如果因车主原因发生车祸，即使签订“生死状”，因车主有过错，一样要承担责任。至于驴友出游，如果领队凭经验指引出错，导致事故发生，领队就要为此担责。喝酒聚餐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邀集、宴请人，在席间要掌握好每个参与者的酒量等，如果不顾参与者的身体状况拼酒、劝酒，出事后，宴请人及同桌人就要担责。
林林特别提醒热心组织者，作为成年人，在热心组织办一件事时，在让参与者开心娱乐的同时，最基本要考虑的是保障每个参与者的人身安全。作为组织者在办事前，就要预见到各种可能性，以防意外的发生。如果已经做了各种准备，仍未能阻止意外发生，组织者就要准备好现场证据。在吃官司时，有效保障自己的权益。

女子好意带村里孩子去游泳 不料其中一名男孩溺亡

引子

●“出事后，我没有一天好过。”

●“我宁愿出事的是自己的儿子啊……”

● “如果能赔给对方一个儿子，我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赔给他们，可生命无人能赔。”

——可惜，时光不能倒流，逝去的，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“我情愿，那天出事的是自己儿子……这样就不用牵连到别人……”1月6日中午，43岁的柳琴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喃喃自语。

柳琴是南宁市良庆区玉洞村的村民，一名普通的母亲。刚刚过去的2012年，对她来说有太多梦魇。当年8月，柳琴经不住儿子的央求，同意用三轮车拉上儿子以及村里的10名孩子一起去游泳。不料，12岁的小强却意外溺亡。小强的父母遭受丧子之痛，柳琴也因此背负了心灵的枷锁。两个家庭陷入无边的痛苦深渊……

因这次意外，柳琴第一次坐在了南宁市良庆区法院的被告席上，小强的父母提出索赔。经受着精神和经济双重重压的柳琴，有时会幻想时光倒流，让那次意外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，而不是小强，那样的话，痛苦的人也就没那么多……

之前都没出过事

这次却出事了

1月6日，南宁异常寒冷，柳琴坐在玉洞村自己家中唉声叹气。提起小强，柳琴又开始懊悔和哭诉。“没去之前，我没想到会出事，怎么那么倒霉！”柳琴哽咽着。

事情发生在2012年夏天。那是8月中旬，天气特别热，暑假也快过完了。8月14日，一名同样开三轮车谋生的朋友告诉柳琴，离玉洞村20公里外的那马镇竹泉岛上游河边特别好玩，水不深，很清冽，还可以摸田螺。柳琴便开着自己的三轮车，拉了3名朋友（兼邻居）和近10个孩子（有些是村里的孩子，有些是那3名朋友的孩子）一起去竹泉岛河边游玩。那天，大家玩得很尽兴，同行的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。

第二天，柳琴的儿子听村里的同伴说起了前一天游玩的事。贪玩的儿子便央求妈妈带他去游玩。儿子还说，村里很多小伙伴也都想去。柳琴自己开有三轮车，加上前一天已经去过竹泉岛，已经熟路，所以就同意开车拉大家一起去。这一次，车上有11名孩子，以及邻居阿琼。

“唉，那天我本来不想去的，可架不住儿子的央求。”柳琴叹息道。8月15日下午2时许，柳琴用三轮车拉上11个孩子和邻居阿琼一起到竹泉岛河边游泳。

大家下河游泳没多久，就有孩子发现小强沉入水中不见了。并不会游泳的柳琴下河摸了几圈，没找到小强。慌了神的柳琴赶紧找电话报警，直到民警找来附近会游泳的村民，才将小强救上岸。可这时，小强鼻子出血，已停止了呼吸。

“之前都没出过事，我只是想自己有车就送他们过去，根本没想那么多。”柳琴懊丧地对记者说。

那么大一个孩子

说没就没了

柳琴的“没想到”，让小强的父母——覃军夫妇陷入了深深的丧子之痛。

“12岁了，个子比妈妈还高。我的儿子，说没就没了……”小强的爸爸覃军说着，眼圈红了。

覃军夫妇在玉洞村租房开着一间修理店，距离柳琴家100多米。小强出意外当天，覃妈妈几次昏死在出事现场，靠打点滴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。几天后，覃妈妈头顶的头发全白了。

“脑子就像放电影一样，总是想起孩子的音容笑貌。这时，我会告诉自己，赶快抹去……想想别的，才能让自己好过些。”覃妈妈含着眼泪，神情黯淡地说。

“如果不是柳琴带小强到竹泉岛，小强自己根本不可能去那么远的地方。”说起这件事，覃妈妈很气愤。

覃军夫妇认为，柳琴该为小强的死亡负责。一起陪玩的阿琼，应该连带负责。覃军夫妇向柳琴和阿琼索赔73万多元。

这件事就像是枷锁

锁住她一辈子

2013年元旦前夕，柳琴与覃军夫妇在南宁市良庆法院相遇。法院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群体性活动组织责任纠纷案。

覃军夫妇认为，柳琴及阿琼带领小强在内的11个孩子去竹泉岛游泳，是一种群众性组织活动，柳琴是活动的组织者。作为活动的组织者，柳琴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。在没有征得这些孩子家长同意的情况下，就带着孩子去游泳。到了游泳地点后，又没有尽到看管义务。阿琼作为活动的主动参与者，也没有尽到救助、监护的义务。

柳琴辩称，此次游玩不属于群众性活动，她也不是该活动的组织者，是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娱乐性活动。她在该事件中，唯一的作用就是送孩子去现场。她不该为此担责。柳琴说，小强不会游泳，事先却不告诉父母去游泳，小强也有过错，覃军夫妇也存在监护方面的过错。阿琼则说，她是陪自己的孩子去玩，她与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由于要对证据进行调查，该案目前尚没有定论。

“我不是组织者，我没有组织孩子们去。我有车，只是送他们去。”面对记者，柳琴仍不停重复着她的观点。

法庭上的交锋让人难受，心灵上的折磨更让人抓狂。“出事后，我没一天好过过。”柳琴哭诉着说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她真希望那天出事的是自己的儿子，这样就不会连累到别人。出事后，柳琴曾想，如果能“赔”覃军夫妇一个儿子，她也愿意把自己儿子“赔”给他们，可生命无人能赔。

因为感觉愧对覃军夫妇，事后，柳琴东挪西借，赔偿给覃军夫妇3万元丧葬费，此后再也无颜面对他们。

柳琴说，出事后，她心里一直很堵。只要一提起小强，就感觉很伤心、很痛苦。“小强事件”就像是一个枷锁，永远挂在她的心里，而且整个下半生都会挂着。这个事件，对她将是终生的教训。 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。

连线法官

办“好事”也要有度

拉孩子们去玩耍却闹出人命，柳琴的这份“热心”，能否减轻柳琴的责任？记者采访了主审该案的法官廖辉燕。

廖法官认为，柳琴搭载11名孩子去河边游泳。她自己又不会游泳，作为成年人，她应该预见到带11名孩子游泳的危险性，而她并没有考虑后果。而且，没考虑到出现意外情况，自己有无能力将危害降到最低。 廖法官说，如果说柳琴是办好事，可她根本没有能力办好，没有能力保障他人的安全，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撇开游泳出事不说，柳琴用一辆三轮车搭载11名未成年人的行为，本身就有危险性。作为成年人，在“热心”办“好事”时，也要把握好度，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办好，还是尽量不办。

“生死状”也锁不住情与法的纠葛

广西新闻网记者 王斯

柳琴一再强调，她是好心拉孩子们去游玩，事先并没想到会出事。现实生活中，类似柳琴这种“热心办成坏事”而吃了官司的事例，还有不少。比如，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，路上出了车祸，“热心车主”成被告赔钱；邀集亲友聚餐，有人醉酒后出事，牵头人和同桌成被告同样赔钱……“难道我们所有的帮助和热情，都要受‘契约’束缚？”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

为避免发生这样的事，有人想出了事前签下“生死状”的“高招”。而签“生死状”是否就一定能免责？答案是：否！

叹：每年都有人“好心”吃官司

今年元旦前夕，60多岁的南宁市民唐女士邀请一帮老朋友聚餐，一对80岁的老夫妇也来参加。老朋友相聚，一时高兴，八旬翁多喝了点酒。就在聚会快结束时，老翁出现心悸的现象，这可吓坏了同桌人。大家手忙脚乱赶紧送老翁去了医院。事后，好在老翁没啥事。可唐女士说，有了这次经历，以后不敢再邀请年龄大的老人来聚餐。

每年，南宁都有因喝酒“喝”出来的官司。有喝酒醉死的，有醉酒后开车出车祸的，也有醉酒后摔伤致残的。这些个案中，无一例外，宴请人或同桌人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。

哀：我们要习惯签“生死状”？

因为“好心”吃官司的，不仅是聚会喝酒。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车祸，车主成被告赔钱的；驴友一同出游，一人出事，领队同伴赔钱的；还有家长好心带邻居孩子一起外出玩耍，出事后好心家长赔钱的……类似因“好心”而赔钱的个案，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。

有人提议，事前应该先签下“生死状”，不要“连累”他人。

一些网友对聚会喝酒，还设计出协议书样本：“今日聚会饮酒，在座各位没有人灌我、劝我饮酒，喝酒多少纯为个人意愿。如果酒中、酒后出现身体不适、伤病、人为伤害或事故，与在座各位无关。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”“今日聚会，本人不想饮酒。在座各位劝我饮酒，喝酒多少不是个人意愿。如果酒中、酒后出现身体不适、伤病、人为伤害或事故，在座各位需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”。

“吃饭、搭朋友车前先签约，这也太煞风景！本来高高兴兴的事，这么一弄谁还愿意去？”也有网友对事前签约持反对态度。

驳：签约不现实

喝酒前签约，多数还是停留在口头调侃。不过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驴友出游前先签“生死状”，却已形成常规。

南宁的谭小姐是名徒步爱好者。过去，她出游前很少签协议。可随着“驴友索赔案”增多后，出游前先签“生死状”，“风险自担”基本是常规。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除了驴友出游先签约外，不少让邻居“蹭车”的车主，契约意识也比较强。

家住凤岭的刘女士经常搭同一路段上班的邻居，一起上下班。刘女士心里时不时会冒出念头，想和搭顺风车的邻居签个免责协议。刘女士告诉记者，让邻居搭顺风车对她来说是举手之劳。可不出事还好，就怕路上遇上啥事，本来自己好心，结果要闹出官司来，就得不偿失。可是，刘女士始终不好意思与邻居签约。有时，她会找借口拒绝让邻居搭顺风车。

诫：“生死状”法律效力有限

事前签约，说明市民有契约意识，及自我保护意识提高。可签下“生死状”，出事后就一定能免责？1月6日记者采访了本报公益律师团、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林。

“所谓‘生死状’等协议，在法律上并不认可，法律效力有限。并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，‘生死状’更多的是约束当事人的行为。”林律师告诉记者，无论是喝酒、搭顺风车，还是驴友出游，作为组织者等“热心”人，热心帮人、办事是值得肯定的。但他们在办一件事时，首先要保障参与者的人身安全，不能损害参与者的身体。

对于搭顺风车，林律师说，车主虽然没有营利，可作为驾驶员，对同乘人有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。如果因车主原因发生车祸，即使签订“生死状”，因车主有过错，一样要承担责任。至于驴友出游，如果领队凭经验指引出错，导致事故发生，领队就要为此担责。喝酒聚餐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邀集、宴请人，在席间要掌握好每个参与者的酒量等，如果不顾参与者的身体状况拼酒、劝酒，出事后，宴请人及同桌人就要担责。

林林特别提醒热心组织者，作为成年人，在热心组织办一件事时，在让参与者开心娱乐的同时，最基本要考虑的是保障每个参与者的人身安全。作为组织者在办事前，就要预见到各种可能性，以防意外的发生。如果已经做了各种准备，仍未能阻止意外发生，组织者就要准备好现场证据。在吃官司时，有效保障自己的权益。